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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楚一的博客

壁立千仞 无欲则刚

 
 
 

日志

 
 

江苏邳州镇政府强封百亩农园 行贿媒体不许曝光  

2007-06-15 19:44:22|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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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邳州镇政府强封百亩农园  行贿媒体不许曝光 - 李楚一 - 个人主页

黄保印的种植园被封两年多了,杂草丛生,一片荒芜
 
 

江苏邳州镇政府强封百亩农园  行贿媒体不许曝光 - 李楚一 - 个人主页

黄保印向记者出示的转包协议与合同

 

    从2005年2月至今,江苏省邳州市运河镇的黄保印不断向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反映,他承包的邳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中,用于种植绿化苗木的110亩土地,在合法经营期间遭到了邳州市官湖镇党委书记李青春、邳州市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鲁瑞冬的无端阻拦和强制封园。

究竟是什么事情导致了邳州市的两位领导对黄保印的种植园如此“关注”?两位基层领导的这种“关注”,究竟是利用手中职权的个人行为?还是另有其他的缘由?

2007年6月5日,在人民来访接待室,黄保印带着近三十多页的各种相关材料向记者讲述了整个事情的经过。

也许是两年多的无奈和委屈,让一个四十多岁的江北汉子不断地擦拭着眼睛,以防眼泪夺眶而出。

 

被转让了三次的承包地

据黄保印回忆,他所承包的110亩土地是经过了三次转包才最终被他承包的。

2002年3月20日,邳州市官湖镇人民政府将占地289亩的官湖镇科技示范园,以“提高园区规模档次,把示范园建成全市农村党员、基层干部实用技术学习、培训基地”的理由,作为零资产无偿转让给邳州市市委组织员办公室,更名为邳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转让年限自2002年3月3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止。

在黄保印提供的一份由官湖镇人民政府与邳州市市委组织员办公室为甲乙方签署的、名为《关于转让官湖镇科技示范园的协议》上,记者可以清楚地看见“甲方将示范园作为零资产无偿转让给乙方,园内一切设施,如土地、地面附属物、在田果树、林木以及所有在田作物均转给乙方自行支配”这样的字句。协议中还对转让土地的租金做了规定:“2002年-2009年土地租金由甲方承担,2010年起土地租金由乙方承担,每年按400元/一亩计算租金,由乙方向甲方支付。”

2002年8月1日,在邳州市市委组织员办公室接受官湖镇政府零资产转让的289亩土地的4个月之后,组织员办公室又一纸协议,将这289亩农业示范园的生产、经营、管理权以年租金10万元的价格转给了邳州市农林局。记者在邳州市市委组织员办公室与邳州市农林局为甲乙方签署的协议上看到:“乙方每年付给甲方10万元投资管理费(2002年乙方只需付给甲方5万元),自2003年起每年上半年付5万,下半年付5万。到2010年,除每年付10万元承包费外,另需承担土地租金约12万元。”

从上面这条协议可以明显地看出,邳州市市委组织员办公室做起了每年净赚10万元的无本“生意”:不但将没花一分钱拿来的289亩土地租出,连之前和官湖镇政府签订的“2010年起由其承担的每年400元/一亩的土地租金,”也一并转给了邳州市农林局。

时隔不久,邳州市农林局将农业示范园交给其下属单位徐塘农技站管理和经营。邳州市市委组织部下文成立邳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支部委员会,徐塘农技站站长何立明任支部书记,负责管理、经营农业科技示范园。

2002年10月18日,黄保印与邳州市农业科技示范园签订了《承包土地合同》,从2003年1月1日起以每年500元/一亩的价格承包了园内110亩土地,承包期限同组织部与官湖镇签订的合同时间一致。

“2002年10月18号是星期五,那天我记得非常清楚,何立明代表示范园跟我签订合同,签完以后我觉得自己一定会成就一番事业。”黄保印告诉记者,“2003和2004年,我陆续找朋友筹措了100多万元资金,全部投到园子里去了,种了4万棵银杏树、200多万株绿化苗木。到了2005年2月,也正是销售旺季,我种的苗木已经长得非常好了,订单不断,其中最大的一笔订单是我与沭阳县苏伟花木园艺中心签的,签了250万元,眼看我这两年来的投资就有回报了,没想到偏偏在这时候出事了。”

 

毫无理由地封园锁门

2005年2月20日,黄保印正带着工人给他最大的一笔订单挖苗备货时,官湖镇农技站站长孙光辉带着十几个人来到种植园,态度嚣张地告诉黄保印“苗子不准挖了,已经挖出来的一棵也不能运走。”

“我不明白怎么回事,问他为什么不能挖,这是我承包的地,也是我自己花钱种的苗,凭什么不让我挖?孙光辉回答说是镇党委书记李青春安排的,他只管执行,其它的不知道,让我有什么不服气的去找李书记。”

不明白怎么回事的黄保印只能叫工人们暂停挖苗,趁着中午孙光辉不在,带人拉走了一车苗木。

“可等到我当天下午送苗回来,发现示范园的大门被人锁上了,帮我挖苗的村民一气之下就把上锁的大门给砸开了。”黄宝印说这是第一次锁门,没想到的是接下来的事情发展得越来越严重。

进入示范园必须经过官湖镇镇政府门前,就在第二天上午,黄宝印的拉苗车刚到镇政府门口时就被一辆横在路中间的面包车拦下了。黄宝印告诉记者,面包车是孙光辉叫人停在路中间的。

就这样,整条路都被堵上了,被堵在后面的汽车司机骂声不断,好几百名老百姓都在旁边围观。之后,双方僵持了将近两个多小时,孙光辉才叫人把车移开。

第三天,示范园的大门又被镇政府派来的人强行锁上,并安排了几个人手持钢叉在门口守侯。“那天我害怕出事没再砸门,镇政府派来的人说,他们只是执行领导安排的任务,如果我们敢砸门后果自负。”黄保印对记者说。

半个小时后,官湖镇党委副书记汤先国带着近二十人,分乘三辆汽车来到示范园,驱赶黄保印离开,并索要土地承包合同。他们明确地告诉黄保印是邳州市市委组织部下达的命令,示范园现已交由镇政府管理,有什么不服的去找组织部。

“我跟汤先国说,这块地是我和农业示范园签了合同的。镇政府已经把土地转给市委组织部,镇政府想收回土地应该通过合法途径来终止合同。”

按照汤先国的说法,黄保印找到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鲁瑞冬询问锁门缘由。而鲁瑞冬对为什么强制锁门也说不出一二来,只是说有这样的想法但是还没有拿出具体方案,并说要对示范园进行清产核资后,才能解决。

“就这样,示范园的大门就被官湖镇政府强行锁上了,这不但导致我250万的合同飞了,还赔了对方10万元的违约金。”

2005年4月16日,强制锁门的一个多月后,市委组织部才派出由干部监督科科长尚希军和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魏东山带队的清产核资小组驻进示范园进行清产核资。“清产核资以后,我多次去找市委组织部询问处理结果,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强制锁门后,我不但不能卖苗,就连进园打药、施肥、除草都全部被禁止,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苗木一天天枯死。而政府强制锁我的门,我却连个为什么都不知道。”说到这,黄保印的眼睛都红了,气愤地大声说道。

 

组织部长为何行贿媒体

就这样僵持了几个月后,没有一点结果,黄保印开始通过热线电话向江苏省内的媒体反映自己受到邳州市委组织部门无端侵害的情况,寻求媒体舆论的帮助。

2005年6月27日,江苏省电视台公共频道《社会观察》栏目组来到邳州对此事进行采访,在黄保印的陪同下先后采访了孙光辉、汤先国、鲁瑞冬三人。

“孙光辉、汤先国的态度很强硬,根本就不接受采访,并一再声称执行的是上级领导安排的工作。鲁瑞冬的态度倒是很积极,当天下午在市委组织部六楼会议室里接受记者采访时,诚恳地表示三天之内一定把问题解决,赔偿到位,请求《社会观察》栏目不要将此事曝光。”

《社会观察》栏目的记者走后没几天,鲁瑞冬也到了南京,通过朋友联系上了前去采访的记者,拿出5000元塞给记者,请求电视台不要播出此事。

“到最后,节目还是播出了。”提到此事,黄保印的脸上这才露出了一丝笑容。

记者设法电话联系上了当年那位《社会观察》栏目的采访者,询问送钱一事的真伪,他表示:“鲁瑞冬确实给我送来过5000元钱,我拒绝了,但他还是要硬塞给我,没办法,我就把钱送到台纪检组去了,后来听说台里派人把钱送到了邳州市市委组织部。片子我们还是按原计划播出了,不过据了解那件事情还是没有解决,这是我们所遗憾的。”

为了进一步证实这5000元钱的真实性,记者又按照江苏电视台提供的人名电话联系上了当年收到江苏省电视台送回来的5000元钱的经手人——邳州市市委组织部办公室副主任魏东山。魏东山回忆说:“当时确实收到了江苏省电视台两位同志送来的一个信封,让转交给鲁部长,因为信封是封口的,我也不知道里面装的是什么,当天下午,我就送给了鲁部长。”

一位堂堂的组织部副部长为什么要给江苏省电视台记者送钱?记者试图电话联系鲁瑞冬就此事进行采访,但其手机、办公电话一直无人接听,记者向其手机发出了一条恳请接受采访的短信,到记者截稿前也未得到回复。

黄保印表示:“有几家媒体都关注过我的事情,都想知道强制封园锁门的真正原因,但最后都不了了之。2005年8月22日,新华社《经济参考》报记者来邳州采访我,引起了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的高度重视。当着李连玉的面,鲁瑞冬当场向我承认了错误,并保证一定会处理好这个问题。李连玉也当场责成组织部在8月底之前必须把问题处理好,并以书面形式上报处理结果。”

那天下午,鲁瑞冬找到黄保印协商处理结果,黄保印要求按照合同赔偿其苗木、人员损失约300万元,而鲁瑞冬则以官湖镇政府没这么多钱为由,要求黄保印体谅一些,少赔一些。

“鲁瑞冬让我体谅政府,那谁来体谅我,何况我只是依据当时签的合同要求赔偿的,当初官湖镇政府无故强行封园时,怎么没有人体谅我?”黄保印一肚子的委屈。

 

领导批示只当“耳边风”

记者联系到当年前去邳州采访的新华社《经济参考》报的那位同事,询问当时采访情况。他说:“当时去采访时,邳州市委书记李连玉对此事确实一概不知,得知详细情况后,很震惊也很愤怒,让市委组织部妥善处理。后来,我又将黄保印的材料辗转送给了江苏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

2005年10月16日,徐州市市委书记徐鸣获悉此事后接待了黄保印,在详细询问了相关情况之后,在黄保印的反映材料上签字,并批给李连玉处理,要求上报结果,还安排了相关人员去江苏电视台核查行贿一事。

“徐鸣书记的接待让我很感动,也看到了希望,可到最终还是没有结果!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上级领导签字批示处理的事情,到了邳州却会了无音讯?究竟是什么原因让邳州如此政令不通?”黄保印的心中藏着一个又一个疑问。

随后,记者拨通了李连玉秘书魏小军的手机,表示想请其代为转达就黄保印的事情向李连玉书记的采访请求,了解一下邳州市市委是否收到徐鸣书记的批文,如收到又是如何处理的。此请求遭到了魏小军生硬的拒绝,以正在开会为由挂断电话。

记者也拨通了李清春的电话,想对官湖镇政府强制封园锁门的真正原因进行采访,但电话一直无法接听。随后,记者以短信形式,询问向江苏省电视台记者行贿一事是否属实,李清春回短信“不属实”,之后再拨打其电话便被挂断。

另据知情人透露,2005年8月26日,新华社记者走后的第四天,市委组织部部长王军召开了涉及黄保印事件的所有当事人(官湖镇原书记徐学军、现任书记李清春、副书记汤先国、农机站长孙光辉,市农林局原局长何立付、现任局长刘国华,市委组织部副部长鲁瑞冬、办公室主任郑思忠、副主任魏东山、干部监督科科长尚希军、原组织员办主任冯现密)的会议,统一应对媒体的口径,并多次强调不准对外走漏此次会议内容,否则后果自负。

 

维权路漫漫何时见曙光

“两年半的时间,我不断地向各个部门反映情况,但都被踢皮球一样踢来踢去。两年多了,我还是搞不清为什么要封我的园子?当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基层的父母官为什么会视而不见?我究竟做错了什么?”黄保印再也控制不住,留下了无助的泪水。

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无视承包者的权益,任意妄为,承包者到底应该如何维护自己的利益?带着疑问,记者采访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民商法专业博士刘远宏。

刘远宏认为,黄保印应先去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核查官湖镇政府、邳州市市委组织部、邳州市农林局是否有转包土地的权利。如无权,说明黄保印签订的合同无效,可以依据《行政诉讼法》起诉示范园及其主管单位过错责任,起诉邳州市市委组织部行政不作为,要求赔偿,并可以向土地、检察机关举报相关责任人违法私自转包土地牟利;如有权转包,那说明黄保印签订的合同合法有效,那么就可以起诉官湖镇政府强制封园锁门行为为行政乱作为。

我国《合同法》第113条就有明确的规定:当事人一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给对方造成损失的,损失赔偿额应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

“如果合同有效,对于黄保印的这种情况完全适用于《合同法》中的完全赔偿责任,完全赔偿责任包括违约方应赔偿受害人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所谓可得利益,是指合同在履行以后可以实现和取得的利益,是当事人订立合同时能够合理预见到的利益。按照黄保印与他人签订的250万元销售合同来看,如果不是被强制锁门,销售合同是完全可以履行的,那么黄保印要求违约方赔偿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300万元是有法律依据的。”郝劲松法律公益研究中心主任、青年法律学者郝劲松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

对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的这种做法,中国企业家联合会执行会长冯并表示,承包经营者无论规模多大,也同样是在为当地经济做出贡献,不论发生什么样的事情,都不应该以危害承包者利益为前提,就算是由于不可预知的种种原因,当地相关政府部门也应该积极地协调和处理解决事情,而不是来回踢皮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邳州市相关政府部门和个别人员的工作态度,与当前中央所提倡的转变干部作风、加强机关效能建设是完全背道而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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